“朱乱子”的传奇生涯
图文｜韩志刚
朱邦科，又名朱仝，汉族，祖籍甘肃固原州环县，定居宁夏金积堡，生于清同治年间，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长于乱世，不事农桑，性尚武、善骑射，有胆重义，轻财善交。初为董福祥亲兵，后晋为甘军骑兵营队长，随董参加了平定河湟事变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事。
庚子事变（1900）时，在北京永定门外与营官安沣率众甘军杀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成为庚子国变导火索，震惊中外。甘军统帅董福祥激于爱国民族义愤，对涉事部下极力袒护，对清廷推诿说凶手“下落不明”，恐为乱军所为，暗中却把朱邦科找去，给足银两，让他连夜逃离京城，匿迹家乡。
直至清室鼎革，朱才道出庚子年杀洋人惹大祸事情真相，引为自豪。1911年，参加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金灵地区领导人之一。1931年，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奔走宁夏、甘肃等地开展兵运暴动，先后任抗日救国西北军旅长、甘肃第一游击队司令，为我党在宁夏、甘肃发展革命武装，反对军阀统治作出了积极贡献，晚年退居金积堡朱府，不久病卒于家，享年65岁左右。
因金积方言土语把惹祸叫“闯乱子”，由此人们给他起了个诨名（外号）“朱乱子”，而本名则渐渐鲜为人知了。朱邦科以诨名行于世，是清末民初金灵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
怒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中国历史庚子年，义和团风起云涌，甘军入卫京师，慈禧向列国宣战，清廷土崩瓦解，史称“庚子国变”。而庚子事变的导火索却是甘军董福祥部下安沣、朱邦科点燃的，《清史稿·董福祥传》载：“拳乱起，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
1900年6月10日，英国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先遣队440人（日军24人）由天津强行登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消息传来，董福祥甘军迅速控制了车站，准备迎头痛击侵略者。这时，驻兵北京城南永定门火车站防区的是甘军骑兵第一营，全营兵马300人，250人配250匹战马，另有运夫50人，这支铁血部队是董福祥甘军赖以起家的“董字三营”老底子，“董字三营”实为四营，单配骑兵一营，历经战火磨砺，仍沿袭左宗棠所赐“武威忠勇”番号，骑一营即武威骑兵左营，首任长官由张俊兼任，驻军吴忠时留下地名左营。该营营官管带安沣（正五品同知衔）出身定西安氏名门望族，文武兼备，字岂瞻，廪生，性孝友，光绪二十一年（1895）募数十骑在家乡投董福祥军，从征河湟，积功保知县，庚子变起，随董入京。时年37岁正值壮年，级别不低。安之骑营下辖若干哨队，其中一名队长（哨官）朱邦科，初入伍时为董大帅贴身亲兵，因善骑射晋职到骑兵营，二人不久前才从河湟战场上下来，随董宫保入卫京城，是陇中老乡加共浴战火的过命兄弟，都是董公颇为信任的爱将和部下。受董福祥影响，甘军普遍以杀洋人为己任，皆忠勇效死之士，军中弥漫着浓厚而朴素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绪。
6月11日中午，安沣管带率朱邦科马队去永定门巡防，手下报告附近有两个日本浪人趁乱对一名抱有婴儿的中国贵妇非礼纠缠，意欲奸淫，妇人不从婴孩被害，众甘军闻之义愤填膺，安沣下令追击缉拿凶手。据端王载漪曾孙爱新觉罗·恒懿著《我的皇室家族》（安徽人民出版社）中记述这一天：“日本使馆四周杀机四伏，出现了许多化装成老百姓的清兵，他们个个怒目圆睁，望着使馆上空飘扬的日本膏药旗，那种神情就像恨不能将旗子扯下来撕成碎片，方解心头之恨。见使馆有马车驶出，几名清兵立刻尾随而去。”此恨何来？显然是甘军将士对日本人残害中国妇孺引起的民族之恨，这些乔装成百姓的监视人员应是安沣派出搜寻日本凶手的甘军兵勇，真凶逃逸，倒霉蛋杉山彬撞到了枪口上。恰逢驻京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坐马拉东洋轿车去永定门车站迎接援军未果，在返回途中与安沣、朱邦科所率甘军骑兵马队相遇，董军拦车进行盘查，营官安沣管带厉声问：“何人？”杉山彬会说汉语，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已告，一听是日本人，朱邦科等众甘军哗然，既是书记生官阶藐小而可知，怎敢乘坐红帷拖车，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事不好，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诚不敢辞，愿见大帅以谢。”众甘军又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杉山彬又曰:“请大帅至敝署，由敝署公使谢罪如何？”安沣不允，杉山彬无法脱身便恼羞成怒，突然掏枪射击打伤安沣左臂，安沣顿时愤怒，抽刀直刺其腹。朱邦科见长官受伤并动手，大喝一声扑向前，手起刀落，杉山彬身首异处，众甘军一拥而上将其肢解，弃之于道。同时，没收了日本使馆的马拉东洋轿车。很快甘军杀死杉山彬事件传遍京城，一时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自甘军入卫京师，已多次与洋人发生打架斗殴冲突，加之当时京城军民反洋情绪普遍高涨，所以杀了杉山彬后，安沣、朱邦科及众甘军将士并不以为然，可董福祥清楚斩杀外交人员性质不同于一般仇洋斗殴事件。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保护涉事部下，对内严眀军纪，坚决否认；对外董帅出头，以死相抗，与甘军兄弟同生死共患难，丢官解甲亦在所不惜。针对二人不同身份情况，董福祥命安沣改名安泾，对外称“已战死”，暂在军中带兵，调至马福祥简练军负责皇宫警卫，大隐隐于朝，一直随董护驾两宫西幸回銮结束时，才悄然隐退定西乡间，深居简出，颐养天年，民国十一年（1922），病卒于家。归籍后的安沣与董福祥互有往来，董府庭院曾悬挂安泾、安澄赠匾“威震华夷”。安沣生前曾向儿孙讲述庚子年手刃杉山彬事件真相，甘肃清末、民国地方志书中均有传略，今定西十八里铺安沣故居犹存，生平事绩书屏示人:”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岂瞻公因抗敌，左肩受伤，曾手刃日本书记杉山彬”。朱邦科官阶虽低，大约相当于营连级，但在甘军兵勇中有胆重义结交广，知名度较高，董福祥专门找来谈话安顿：“你这下闯了天大的乱子，杀外国使馆官员，脑袋恐怕是长不住了，连皇上也无法给外国人交代。”朱邦科硬挺着腔板子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把我交给洋人要杀要剐随便，不要让皇上为难。”董福祥斥道：“现在杀你十个也不顶用，快逃命去吧。”叮嘱朱守口如瓶，给足银两，连夜出城，匿迹家乡，以“下落不明”推诿掩过。直至多年后改朝换代，朱才在酒后失言道出杀日使闯乱子事。
慈禧太后闻讯慌了手脚，一方面派荣禄亲往日本使馆道歉善后，息事宁人；一方面急传董福祥询问此事，面对太后董福祥一概否认，并信誓旦旦以头颅担保，并要挟道：“甘军无之，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杀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太后“默然良久”，值此大厦将倾，董手握重兵内保宫廷，外御洋敌，慈禧不愿处置也杀不动董福祥了。不久，甘军围攻东交民巷，奋勇抗击不断增兵的八国联军，直至北京城陷，扈跸两宫逃到西安。董福祥终因抗击联军最为得力而获罪洋人被革职（留太子少保衔）遣归故里，在金积堡大兴土木营建董宫保府，1908年病卒于此，享年70岁，府今犹存，已全面修缮，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革命宁夏金积堡首义者
1902年，董福祥也落职回到了金积堡，对居无定所流浪街头的老部下朱邦科自然格外关照，出资帮助在金积堡西门修筑了朱府供其家小居住，朱邦科从此生计无虞，本可安居颐养天年。然而，一个陕北人在金积堡的出现，使朱邦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这个人就是朱邦科在甘军当兵时的战友高士秀。
高士秀（1876—1941），字志清，陕西定边人。反清爱国志士，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宁夏灵州起义领导人，北伐时支持冯玉祥任国民军中将骑兵师长，积极投身抗日救国。高士秀少时，学文不成，拜师习武，喜爱结交，行侠仗义，随其父在三边一带拉骆驼做生意。一次，在灵州的赌场偶遇董福祥府中一老差官赌输受窘，高便解囊相助，经差官引荐到董福祥部当兵，1895年随董参加了平定河湟之役，与安沣、朱邦科属于同年兵，因此结缘。不同的是，甘军奉调入卫京师时，董福祥将武功高强的高士秀留守金积堡董家旧府（今金积镇）看家护院。高在董部10年中结交了很多生死与共的弟兄，与朱邦科关系甚密。1902年春，董率3000兵马归来，高士秀企图鼓动董部人马哗变未成，被董福祥发觉，高借故杀了向董告密的军官而叛逃，潜往平罗、石嘴山一代活动，创立洪帮贺兰山堂，自任堂主，与高登云（盐池人）、朱邦科义结金兰，拉入其哥老会组织。朱邦科重出江湖为贺兰山堂金积堡香主，暗中发展会众，手下聚集数百人，行动诡秘，聚散无常，时而联合行动，时而远走他方，形成一股势力。
1908年董福祥在金积宫保府去世，临终遗言：今新政迭起，愿将私储银40万两上交以充国币，交洋枪1600支报效清廷。高士秀闻信，即派朱邦科去董府探明实情，由高登云联络曾赠与赌资的董府差官，打算里应外合搞点武器弹药以备起事之用，不幸事情泄密，董府差官等7人被捕，高登云受牵连入狱，2年后才从灵州大牢刑满释放。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陕甘响应。兰州同盟会员刘先质被委派来宁建立宁夏革命同盟支部，首批发展同盟会员57人，高士秀、朱邦科、高登云名列其中，集会宣誓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策划宁夏光复行动。11月，高士秀主持在灵武城王保子（哥老会员）店内召集会议，传达了武昌、陕西等地举义情况，决定立即组织帮会兄弟起事，具体分工是：由高登云负责攻打灵州，朱邦科负责攻占金积和董府，高士秀负责攻取横城，与府城民军相呼应。不久，金灵起义民军在革命党人高登云、高士秀领导下，胜利光复灵州和横城。朱邦科率众参加了灵州攻城战，之后又率领300余人进军金积堡宁灵厅城，他们还秘密联络金积城防营哥老会弟兄，约定里应外合。朱率这支队伍经过吴忠堡行至板桥时，留居一富户家中等待城内消息。户主明着杀牛宰羊犒劳义军，暗中派人向宁灵厅清军告密，清军得报后，封闭城门，严防死守。朱邦科义军天亮后等不到消息，便直抵金积宁灵厅城东门开始攻城。宁灵厅同知黄寅、参将戴春霖下令开枪，起义军伤亡30余人，攻城不下撤回灵武。但灵州、金积堡民军起义，牵制打击了清军，支持和配合了宁夏府城民军举义成功，动摇了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宁夏军政府成立，推举宁夏道孙庭寿为大元帅，任命高士秀为宁夏革命河东军防统领、高登云为帮统；朱邦科为宁夏革命河东续备军防分统。甘督长庚坐镇兰州指挥西军攻陕，闻听宁夏革命又起，即刻分兵命西军分统马麒率队七营星夜急驰宁夏镇压起义。军政府檄令河东续备军防分统朱邦科挑派精兵扼守红山堡，高士秀分兵应援。但马麒清军却绕过山路直取灵州，革命军因联络中断，成混战状态，死伤严重。高士秀、朱邦科河东军失援，东撤入山，放弃金灵，辗转败退陕北三边，继续坚持反北洋军阀与宁夏诸马的斗争，终被宁夏镇守使马福祥重兵击败，高士秀率残部投奔冯玉祥部邓宝珊国民军，任中将师长、总参议，1941年病逝榆林，被誉为“府城英豪”。
建立武装游击队
辛亥革命后十余年，军阀混战。马福祥屯兵塞上数年穷追高士秀，赶尽杀绝，朱邦科不愿面对昔日的上司更无力抗衡，而选择了避其锋芒返回金积。朱仍游手好闲，热衷帮会，县知事恐其无事生非，念旧安排他及其会众协助金积地方安靖。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杜润芝（1903-1933，陕西米脂人）来到宁夏，恢复发展党组织，任教于宁夏中学，发展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进步学生骨干，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杜润芝对梁大均等人说：“没有武装不能成大事，现在要搞枪杆子，要组织群众，利用地方势力派，杂牌军和马氏家族统治的矛盾，策动起义，拉出一支队伍来。”遂秘密成立“抗日救国西北军”，以杜润芝为总司令，确定重点在省城、金积、中宁等地策反地方武装暴动。1931年10月，地下党组织派梁大均（1914-1999，宁夏青铜峡人）以杜润芝（在狱中）的名义，发展组织队伍，负责在河东、金积、灵武做工作，俟机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据梁大均《忆小南门兵变》记述：
金积县有一个人叫杨老二（杨自福，固原三营人），他手下有个杨麻子，都是发展对象。还有一个人叫朱邦科，外号“朱乱子”，这人是董福祥手下的一名统领，八国联军进京时，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实神机营章京恩海所为）的就是这个人。他住在金积董府附近，盖了一所宅子叫朱府。在朱邦科手下还有他原来的一帮人，如在灵武的石万寿、王贵川、李彪，都是地方势力。我们估计朱邦科是个爱国有民族意识的人，另外，这人还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提出抗日反马的口号他是会接受的。
梁大均即赴金积堡朱府拜谒朱邦科，做他的工作。梁给他讲救国的道理，说国家现在处于民族危亡之际，马鸿宾不会保国爱民，你虽年老了，但应该给地方上干点好事。实则朱邦科随高士秀败退陕北活动时，与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共产党人已有过接触，倾向并同情革命。所以，这个年过花甲的老江湖非常认真地听进去了一个18岁毛头小伙子的劝言，甚至再次唤醒了他冷却已久的热血，表现出了老当益壮的豪情。历经半世沧桑的朱邦科隐约从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同时这位前革命党人也清醒地认定他们将是苦难中国的希望，他毅然决定放下身段，追随杜润芝、梁大均等共产党人再闹回世事。谈话的结果，朱邦科老汉慷慨表态：“金积、灵武两县由我来做工作，人没有问题，杨老二也没有问题，即使不能全部拉过来，也能拉出一部分。”之后，朱邦科和梁大均一老一少忙碌的身影奔走在宁夏山川及陕甘边地播散着革命的种子。很快，通过杨麻子联系上了在同心锁家岔的杨老二，杨老二虽是闻名西北的大土匪，但对朱乱子却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即说动两个连的人马，答应只要省城一动，他们立即响应。在金积一带，这个杨老二的名气不亚于朱乱子，就在三年前的1928年，杨老二聚众3000人马自固原一路抢掠，攻占吴忠堡住进张俊府，劫获无数。接着围攻金积堡，金积县长率全城军民奋勇抗敌三天三夜，杨老二损兵折将未能得逞悻悻而去，但余威尚存。梁大均、朱邦科的策反工作初见成效，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正式委任朱邦科为抗日救国西北军旅长，委任状写在一块黄色锦缎上。随后，梁大均，李天才、朱邦科就分别联络了省城、卫宁的地方武装，组织发动了著名的宁安堡暴动和银川小南门兵变。这年年底，李天才回家乡中宁宁安堡，做通了护路队长张自箴的工作支持反马起义，策反驻防中宁的马鸿宾特务营四连里应外合，因记错时间提前一天行动，无人接应，起义失败。李天才被捕，张自箴率部逃往陇东。事出突然，打乱了原计划，梁大均、朱邦科也提前发动小南门兵变。由于组织工作不严密，加之内部叛徒告密，敌人日夜防范，暴动失败了。梁大均等人化妆从小南门出城，一打听，被打散的朱邦科带了100多人往甘肃环县去了。梁大均等在甜水堡追上朱邦科的队伍，朱邦科说：“石万寿、王贵川被马家军抓走了。”清点人马，损失不小。
朱邦科和环县民团团长、土匪头子赵老五（1905—1943，本名赵思忠，字恕堂，甜水堡人）有点关系，就想抓住赵老五发展自己力量。在环县，梁大均带着朱邦科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赵子元。恰好杨虎城将军的高参杜斌丞（杜润芝族侄）也在这里，他是西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在他的帮助下，决定将在环县的几支队伍改编成甘肃第一游击队，由朱邦科当司令，赵子元当副司令，梁大均为参谋长，还策反了环县公安局长加入，一举赶走了环县县长。游击队编成三个团，朱邦科的人为一团，由宁夏来的人和赵老五的人编为二团，张自箴（中卫民团）的人编为三团。时间一长，赵老五开始捣乱，赵在当地势力大难以控制，加之队伍成分复杂，结果事情没弄成。赵老五大发牢骚说：“你们宁夏来的人把我架空了。”他惹不起朱邦科，就挑事和张自箴打了一架，张的胳膊也被打坏了。为了顾全大局，梁大均只好劝朱邦科和张自箴带领宁夏团的人离开环县转移到宁夏边境。朱邦科也看到赵老五土匪成性，难以成事，只好分开。因赵老五的叛变和偷袭，环县游击队未能坚持下去。张自箴也带走了中卫民团的人投靠了国民军陈珪璋第九旅。此后10年间，赵老五投靠国民党成为环县危害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大一股土匪武装，多次袭击抗日民主政府和革命干部、战士及群众，破坏政权，制造血案，劫掠枪粮，无恶不作。经数年清剿，肖劲光指挥八路军385旅驻军集中1000多人才将环县土匪全歼，匪首赵老五窜逃甜水堡、下马关一带，乞讨藏匿，毙命山野。
梁大均等人离开环县走了靖远。1932年，应谢子长邀请，杜润芝、李天才也赴靖远开展兵运，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杜润芝任政委兼参谋长，陕甘烽火燃起，很快与陕北连成片，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后的落脚地。梁大均后任中共宁夏工委副书记、回汉支队政委，是解放后第一任银川地委书记，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朱邦科的革命生涯在环县划上了句号，一念之间退居金积堡，年事已高，生活困顿，三年后离世。与即将到来的红色革命风暴失之交臂，与长征红军擦肩而过，其同情革命、向往光明的夙愿终为憾事，化作尘土，只留下“朱乱子”的名号口耳相传。年逾七旬的吴忠中学退休教师朱宝山先生是朱邦科曾孙，据他回忆朱邦科有二房夫人，大太太生有5子2女，其中三子朱作福是朱宝山的爷爷，到朱作福子朱金德（朱宝山父）时已沦为长工；小老婆未生育，年轻貌美，夫亡后携金银细软潜回陇东老家；朱邦科孙朱义贵生于1932年，3岁时爷爷去世，系吴忠供电局退休职工，现年83岁；朱宝山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物理系，终身在吴忠、金积一带教书，其弟朱宝礼毕业于宁夏农学院，退休高工，医术高明。他们幼时住在朱府，对大宅子有记忆，村名朱家巷道沿袭至今。朱邦科不识字，终身不事农桑，疏于家庭和子女教育。子女均染上大烟赌博恶习，终坐吃山空，家道中落，以致朱家常受到董府接济。现居吴忠、金积的朱氏后人逾百人。
朱邦科同志（史料称谓）后期踪迹，在甘肃、宁夏辛亥革命史料和早期党史资料中多有记载，以朱邦科、朱榜科、朱仝、朱同、朱乱子、朱哨官、朱统领等名字时有出现，他对革命的满腔热忱及作出的贡献，后人不该忘记。
作者简介
韩志刚，宁夏吴忠金积人，1967年3月生，童年启蒙董府边上，少年求学吴忠中学。1989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文博馆员。曾在文化文物部门工作十年，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著述逾百万字，获全国首届郑振铎文物保护基金奖个人奖、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作《董福祥宫保府》、《董府与董福祥》(25万字）。后转入质监系统，供职于市县局机关，荣立三等功二次、政府嘉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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